在媒体的诸多报道中，大同市长耿彦波多呈现出雷厉风行的兵家气象。脾气暴烈，颇具事功。关乎前者，直指其造城力度之大之猛，也有当场痛骂未尽职官员为佐证，甚至曾在工地动手，抓住施工人员胸口，将质量不合格的水泥摔将过去。关乎后者，也不容置疑，自2008年起履新大同市长，三年间城墙起，城门开，城市兴，大量的图片数据证明，大同容貌大变。

　　百姓的评判有云泥之别，从“耿菩萨”“耿青天”到“耿疯子”“耿指倒”等诸多名号不一而足。合乎逻辑的是，他们可分为既得利益群体和利益受损群体。没有一个确凿的数据来显示两者所占的比重，这也许与耿彦波来说并不公平，并且，在既得利益群体中，也该包括那些未出生的耿彦波所念兹在兹的“为子孙后代计”中的子孙。虽然从理论上讲，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并不比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更具有正当性，但要求人人皆拊掌而叹，显然是勉为其难。

　　耿彦波究竟何许人也，又有何德何能？

　　媒体的报道有利于我们接近真相。翻阅与其相关采访可见，他都以义无反顾推进大同“一轴双城”建设示人。一轴双城的来龙去脉并不复杂，源之于梁思成先生为北京城的设计，完整保护好古城，另外发展新城。在大同，则以御河为轴线，东边建设新区，西边修复古城。

　　斩钉截铁，雷厉风行，这是耿彦波呈现出来可供观测的兵家气象，但若仅仅局限于此，难免隔靴搔痒。从横向来看，耿彦波为政之风引得众声喧哗，与仇和、吕日周等成为非典型性官员，甚是出奇；从纵向来看，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士大夫理想主义的滋养，耿彦波情之所至，理所应当。

　　敬重历史

　　耿彦波面对的，是一座城市的更新。相比较于城市初建时所需要的气魄和想象力，城市的更新，更多是考验着规划者的学养和良知。因为他所要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他所要应付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历史的遗存。

　　这些遗存提醒着我们是谁，这里发生过什么，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后来者当然有力气随时切断与历史的血脉，一笔勾销，以开天辟地的勇气和力量重新开始，事实上，也不乏此举。毕竟，生杀予夺的大权，都掌握在后来者的手中。城市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现代人的需求，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能够生活得更美好。

　　以现在的名义剿杀过去，这不是对或者错的问题，也很难证明应当不应当。但是，如果历史的遗存，是可以随意擦掉的与我们不相关的陈旧故事，我们如何解决我们自身来源的身份焦虑？我们如何陈述这座城市存在的合法性？我们如何无根无据，像天外来客一样空降于此？

　　否定历史上一切值得保留的遗存，也就否定了文化是需要我们坚守和传承的东西。在儒家的哲学体系中，祖先和历史是一种启明，须以恭谨敬畏之心待之。孔子一生，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周代文化保持了孜孜不倦的信仰与温情，后世儒生，亦莫不心向往之。在耿彦波的大同城市规划中，提出要把古城的修复，最少也要回到明朝。作为一名年轻时能通篇熟诵《论语》的官员，这绝不仅仅是巧合。

　　耿彦波对历史的善待和珍重不难明证。

　　在《2010年大同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这样表述，“老祖宗创造的文化应该奉若神明，它是一座高山，我们今天只是小心翼翼地匍匐在它脚下，和老祖宗相比，我们只是他脚下的一抔黄土，所以一定要把它展现出来，一定要把大同张扬出去，展示大同文化的民族凝聚力、历史穿透力、文明渗透力和艺术感染力。”

　　大同的特殊性在于，这座古都有太久远的历史沉淀。作为三代京华，两朝重镇，大同的城市记忆绵延不绝，超过2300年之久。至今，仍保留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以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悬空寺、九龙壁、古城墙等为代表，北魏、辽金、明清三度辉煌。1982年，国家公布了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大同位列第三，仅次于北京和承德。

　　在当代中国，指控城市已经沦为西方各路建筑师试验田并非冒险之事，显而易见，大多数现代地标性建筑背后都有一个十分拗口的外国名字，并且这也符合我们张开臂膀奔向世界的渴望。但是，指责中国城市建筑风貌不留旧观，千城一面，文化全然缺失，却是万万说不得。

　　因为表面现象是，还有一部分古城非常重视古建筑的保护，斥巨资修复，或成为繁盛的旅游景区，游人如织，或成为大型古装连续剧拍摄基地，好戏连台。祖宗荫蔽，子孙多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争名人故里，建莫须有王宫，不亦乐乎。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官员究竟是对古建筑蕴含的记忆和积淀心存敬意？还是对诸多的古建筑的产业项目满怀热情？是有将其作为历史和文化的尊重？还是不过要将其浓妆艳抹一番，拉出来杂耍？

　　在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清晰明显的界限。可是即使有金箍棒能立即打得不怀好意者原形毕现，供出不过为政绩工程大张旗鼓，因此摆在台面上是孝子贤孙，香火缭绕，传承文化和历史，暗地里怎么讨巧怎么操作，肆意戏仿，全然不顾祖宗之法，也无可厚非。发展经济是头等大事，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只要是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又何必锱铢必较。

　　关键是，耿彦波所表现的固执和谨慎让人大吃一惊。

　　大同所有古建筑的修复，均按照史料记载，在严格的考古论证基础上进行，务必保持原来的形致、原来的材料、原来的结构、原来的工艺。在古城墙的恢复过程中，以1907年法国探险家拍摄的老照片为蓝本，耿彦波要求所有的城砖必须为老艺人手工烧制，石刻浮雕必须由人工进行打磨。而在云冈石窟山堂水殿的修复中，则完全遵从郦道元《水经注》中的记载。1500多年前，地理学家记载了石窟前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眺”的盛景，1500年后，原貌巍峨重现。华严寺的复建，亦是依照碑记上的文献，小心翼翼求证。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耿彦波长期呆在工地上，起屋架梁，雕栏画栋，他都一一过目，也因此便有了媒体报道中所描述的，因质量不合格，“他抓住施工人员的胸口，将水泥摔将过去。”

　　这是他对待历史的敬重之处，已并非当代人浮躁敷衍和急功近利所能阐释的现象。我不是说他修复古建筑遗存的方法毫无瑕疵，“最少干预，整旧如旧”的原则获得了绝大多数专家和学者的认可，但是否为最完美的方案尚未可知。我感到不安的是，他在断裂的文化中续接了儒家敬天爱祖的传统，他在大部分人肆无忌惮之时懂得心存畏惧。世间人大惊小怪，胡思乱猜，说耿彦波什么都不怕，不怕权贵，不怕挨骂，不怕收到子弹，也不怕被摆花圈，皆因背后有靠山。事实上，是这个平民家庭出身的官员，藉以学养和良知，洞悉到了我们目力以外的远方，种种不怕，皆因他怕不能坦坦荡荡面对先祖和后代，他服从于更高的历史时间。

　　“一轴双城”规划

　　就“儒生执政”而言，第一等要预防的是理想主义，毋庸置疑，耿彦波是理想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官员。

　　在2011年大同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耿彦波做了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他重申了“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再造一个新大同的承诺。这个新大同将包括：“一座饱经千年沧桑的完整古城，拥有典雅、崇高的美学价值，延续着曾经的辉煌，传递着历史的回响；一座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新区，拥有新潮、大美的时代品格，熔铸着当代的精神，塑造着城市的形象。”也是在这份政府工作报告中，耿彦波号召所有干部：“必须以忍辱负重的博大胸怀，精卫填海的牺牲精神，毁誉由人的达观态度，壮士断腕的坚强决心，不计个人得失进退，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肯定者认为，耿彦波承诺给大同人民的美好蓝图，以及所表现出的气魄和决心，唤醒了这座困顿的城市，也唤醒了市民失去多年的荣誉感，很多长期在外打工的人，都愿意回大同谋生。否定者却表示，即使这份规划感动了所有的大同人，无法遮掩的是：它在理论上的雄心远远大于实际的可操作性。这一剂猛药，怕大同吃不消。

　　儒生下猛药的例子，历史上不乏其人。北宋王安石行富国强兵之法，包括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保甲法、将兵法等，旨在“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其心如昭昭日月，不可谓不殷殷切切。但是，变法终究以失败告终。其中原因，诸多解释，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新法的可实施性，用药过猛。

　　按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的分析，儒生发愿“以天下为己任”，因此常常讲究应当之理，凡事不问实不实际，只问应该不应该。但是，解决历史的问题，终究是需要历史的理性精神，而非道德理想主义。王安石的新法，若仅仅作为一种政治理念体系，的确有其出新之处，因为具有思想史价值，但是落到具体实践上，马上就会露出破绽。

　　这就意味着，耿彦波的“一轴双城”规划好不好是一回事，而规划的具体实施是另一回事，并且，如果凭借中国城市规划者在过去三十年的种种表现，这套源之于梁思成先生的方案实施将是千难万难。拆迁、修复、重建、保护，每一项都重若千钧，被考验的，不仅仅有决心和勇气，也有理性、智慧、谋略。

　　大同“一轴双城”的实施过程，伴随着两个背景。一个是2010年7月29日，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的讲话中，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认真审视全省发展现状的前提下，提出了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的新思路，要求转变发展模式，加大发展力度，在中部崛起和全国竞相发展格局中再造一个新山西。简而言之，是山西将不再在狭小的空间内井底望天，守煤度日，得过且过，要重振旗鼓，齐心协力寻找新出路。

　　另一个背景，是大同人求新求变的渴望。2008年9月，云冈景区建设工程出现波折，很多人自发聚集红旗广场，集体签名，力挺耿市长，据媒体报道，甚至达到“人山人海”。即使其中不免夸大嫌疑，但仍可见出， 大同人对耿彦波所寄予的热情和期望。中国的百姓素来有将政治理想寄托于一两位清官大人的习惯，从民间“耿青天”“耿菩萨”等即可略窥一二。云冈签名反映的不仅仅有百姓对市长的支持，更折射出百姓对变革的期待。

　　对于山西省要谋求转型发展、寻找新出路的大背景，“一轴双城”规划，在发展问题上最大的创新之处便在于实现转型，不与古城争地，不与祖先争利，跳出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牵制的怪圈，找到一条新出路。而大同人不怕大同变，就怕大同不变的心理，将在“一轴双城”的规划实施中，得到充分的满足。

　　看上去有天时地利人和，但仍不能因此论证耿彦波“一轴双城”规划具体实施的全部合理性。事实上，在蓝图变为地理上的坐标之前，也并不存在一种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规划的实施将毫无阻碍，因为如果这项改革毫无风险，顺风顺水，那也就不称之为改革，也就不具备任何开拓创新的意义。但是，这两个背景，至少证明了“一轴双城”并非耿彦波的书生意气，也并非浪漫的乌托邦幻想，而是在充分考据基础上得出的具有历史理性主义精神的规划。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用药过猛的嫌疑。耿彦波是顺势者，只是比别人走得快了一些，但尚未超出安全行驶速度，在诸多唯唯诺诺的官员之中，他就显得木秀于林了。

　　木秀于林就总有争议。

　　唯天下之至诚

　　铺天盖地，有赞扬有抨击。古代大同地处塞北，是兵家必争之地，今日处于重建中的大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说耿彦波功不可没，或者难辞其咎，都不可否认，他身上有让人觉得陌生的特质。除了前文中提到的对历史的恭谨和敬畏之外，他的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同样让人侧目。

　　根据诸多描述，可凸显出这样的一位官员形象：高，瘦，黑。略微有山西口音。脚上的皮鞋落满了尘土。早上五点钟起床，奔赴工地，大部分时间都在现场办公，夜里十一点多才结束工作，甚至到凌晨一两点，平均睡眠五个小时。发烧了，用冷水洗把脸继续工作。做完手术，医生警戒须静养二十天，他第四天就没了踪影。率领几十号人现场办公，一边发现问题一边解决问题，从市区一路步行到云冈石窟是常事，这之间的距离是16公里。早餐多在路边买两根油条或者烧饼，午饭通常是一碗刀削面。底线是只要身体允许，不至于把自己消灭掉，就会为了工作冲刺身体的极限。

　　“耿疯子”的名号不落虚空。

　　曾国藩“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的家训被耿彦波屡屡在讲话中提起，其实此家训并非曾国藩独创，《礼记?中庸》里便写，“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儒家以诚面世，先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后发宏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待历史和先祖，耿彦波以敬相待，不敢有丝毫疏忽，对待大同的百姓和城市建设，耿彦波则是报之以极度的坦诚和真诚。他是真心要做事，是不要与大同有丝毫辜负。没有规则和制度要求市长须于酷暑或寒风中仍然在工地上扮演类似于包工头的角色，也没有奖罚条例规定宵衣旰食者可与升迁路上遥遥领先，如果不具备对所进行的事业发自内心的真诚，如何期待这个人不言倦怠？

　　我们会有为官员设置的种种底线，不许贪污，不许腐败，不许在会场酣睡，只是当底线成为唯一要坚守和把持的阵地，我们如何期待他们会高效和热忱？制度完善过程虽然缓慢，也总可按部就班逐渐进行，令人担忧的是，假若有人匮乏对所从事的事业真诚的热情和信仰，只是一心一意求保险和稳妥呢？着一身永远不犯错误的铁衣，将自己限制在安全范围内，毋宁期待对百姓赤诚真诚，对自己都是敷衍。

　　书店里也有林林总总的“国学”，种种权术，种种计谋，种种讨巧。这些是教人精明的书，教人明处不动声色暗地风生水起。与之相比，会背《论语》的耿彦波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对待历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待城市规划郑重其事，一丝不苟，愿意站在一百年后的节点，看待今天的建设。我无意证明孰优孰劣，我只是担心，如果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士大夫情怀不再深刻影响到官员的思维，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将向何处溯源，又如何搭建。

　　任职榆次修复常家庄园时，耿彦波留下过一副楹联：燕居田园，静听蛙声一片，动情于山水之间也，淡泊方是人生根本。财取天下，拓开长路万里，报国尽匹夫之责耳，富贵不过身外浮云。不知道后世人看到这副楹联时是否仍然心有戚戚焉，也不知道他们将如何评价耿彦波对历史遗存精准精致的修复和对城市规划慎之又慎的斟酌，他们是不是会藉此，肯原谅我们过去曾经犯下的错误？

　　厚古以利今

　　——对话耿彦波

　　《中华儿女》：您背诵过《论语》，我们就从这本书开始谈，如何称量此书在您心中的分量？

　　耿彦波：《论语》给我最大的影响是积极建功立业的入世精神。中国古代讲“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整本《论语》，实质上是一本教人自强不息的书。孔子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为重建社会秩序订立种种规则，百折不挠，尽可能多地做贡献，这是《论语》留下来的精华和营养，也是我的思想脉络可以追溯的源头，是根基。虽然今天来看，书中的有些观点难免过时，但是所传达出来的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好学忘我的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仍然在感召着我。

　　《论语》中还提供了一个接近完美的君子典范，讲究“温、良、恭、谨、让”，讲究“恭、宽、信、敏、惠”。中国传统文化是要求先做人，后做事，从培养人的基本品质入手，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才能成事。子路向孔子问政时，孔子回答要“先之劳之”，这种以身作则，率先示范的精神便是德，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求别人来做，肯定是难以实现的，所以要重视自身的修养。君子行有不得要“反求诸己”。

　　《中华儿女》：这样注重“反求诸己”，我们自然期待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力量。但是会不会太自苦得紧？

　　耿彦波：君子的力量是实践的力量，而非说教的力量。自己做不到，怎么能去要求别人。干部干部，就是要先干一步。受不得苦累，受不得委屈，怎么能做成事？

　　《中华儿女》：那如果苦也受了，累也受了，还有人觉得这是作秀呢？

　　耿彦波：做事难，难在众口难调。“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行人望晴农望雨，采桑娘子望阴天。”老天那么公正，都难让每个人满意，何况我们不过普通人。况且，所有的认识都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也要容别人从不理解到理解。

　　我问过我自己，是不是作秀？是不是想当英雄？没有。外面的人看我，都觉得我是非常激烈的，充满了火药味，我说我都被妖魔化了，其实我的内心一直都比较平静，就像修复古城，修复华严寺，修复云冈石窟，我不觉得这些是什么壮举，也不觉得应该引起关注，这些好像本来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是职责本分所在，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中华儿女》：为什么您会觉得修复这些历史遗存是一种职责和本分？

　　耿彦波：历史是不可以再造的，文化需要传承。人类的生活应该具有一种历史的维度和文化的纵深。那些珍贵的遗产，只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租赁”来的，还要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那些文化，不仅仅照耀着我们，也应该照耀着后世的子孙。所以，保护好这些文物古迹，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们没有权利私自占有祖宗的遗产，或者任其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今天的所作所为，都要对未来负责。

　　《中华儿女》：是否存在“厚古薄今”的危险？也就是说，您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古城保护，忽略了当代普通大同人的生活，对他们会不会有亏欠？

　　耿彦波：“厚古薄今”这种说法存在了一个错误的前提，那就是古和今是对立的，是不相容的。但事实上古和今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是一条河从上游到中游，是一个继往开来、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应该把古和今对立起来。今天的昨天是也是古，昨天的今天也是今。过去我们不厚古，不珍惜老祖宗留下来的财富，大量的破坏，事实上是既限制了当代人的发展，又为子孙后代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尊重古人，是为了更好地激励今天和发展今天。古代有灿烂的思想光辉，有绵延不断的精神传承，从古代文化中汲取营养，是能够造福于今人，能够有利于我们今天的发展。2000多年的古罗马还活着，仍然在造福着当代的罗马人。在大同，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大量珍贵遗产，同样也是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财富，明天的希望。厚古以利今，在整个大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关注点和着眼点，始终是希望能让现在的大同人和以后的大同人能够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

　　《中华儿女》：我不能准确地分辨您在古城修复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但可以模糊地感觉到一定困难重重。

　　耿彦波：从事古城的保护和文化的保护，虽然付出可能要多一些，但是我的内心是快乐的，这工作与我而言是一项愉快的事业。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　情结所在，一直希望古代历史遗存能够得到很好的珍惜，传统文化能够得到重新的弘扬，但是我们有很多城市仍然没有对文化保护理性的自觉，无意当中毁坏了很多遗产，到今天，这个问题可能仍然严重。

　　《中华儿女》：我们再回到《论语》，夫子道，“五十知天命”，您怎么理解？天命究竟可知否？

　　耿彦波：五十知天命，是孔子更深刻透彻地理解了人生之后的感悟。他年轻时周游列国，四处推销自己，渴望能建功立业，实现远大抱负。到后来沉下心，不汲汲于富贵功名，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最后的纯粹和宁静成就了他。清代学者旷明本有这样几句话，“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成败安之于数”，安之于数，也有知天命的意思。他们是到了心平如镜的境界，不浮躁，不急功近利，尽一分心做一日事。

　　我今天也随手写了两个句子，可能比较符合我现在的感悟和状态。“人生百年如潮落，活在当下，世间万象皆浮云，如住心中。”官大官小，没完没了。对世间种种欲望，渐渐失去占有之心后，自己与外界不再是一种紧张对峙的关系，就会发现世界非常开阔，只要静心地做事，纯粹地做事就好。